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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潔瓊:血濺金陵憶當年 ——一九四六年“下關事件”親歷記

發表時間:  2019-08-21來源:  中國民主促進會河南省委員會

歷史的背景——走出象牙塔——組成請愿團——在北火車站——途中的斗爭——下關的暴行——被打傷之后——全國轟動了——會見蔣、馬、宋——由南京返滬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在上海和南京,是一個尋常的、晴朗的夏日,但是,在我迄今為止的七十七年的生活中,卻是一個難以忘懷、激動人心的日子。這一天,在蔣介石政府發動全面內戰的陰影籠罩下,由中共地下黨發動和組織,以馬敘倫為首的上海市人民團體代表團(共九個代表,當天成行的有八個代表,另有學生代表二人),前往南京請愿要求和平。我是代表團的成員之一。在上海北火車站,成千上萬的群眾聚集一起,隆重歡送代表團赴京請愿,使我深受感動。當天我們抵達南京下關車站,遭到國民黨特務的刁難、阻撓和毒打,我也被打傷。這就是當時震驚全國的“下關事件”。事件發生的當晚,正在南京同國民黨當局進行和平談判的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等同志親自趕到醫院慰問我們;不久,毛澤東、朱德同志又發來電報表示慰問;全國人民的同情都投向我們,全國的進步輿論都聲援我們。從這一天起,我的眼界更加開闊了,我同人民群眾靠得更近了,我的心跟著黨的心一齊跳動。這一事件雖然已經過去了三十六年,但是,許多當初的情景依然歷歷在目,有時就像“過電影”一樣。今天,參加請愿的九位代表中,馬敘倫、蕢延芳、包達三、張絅伯,盛丕華、閻寶航、吳耀宗七位同志已經作古,幸存者只有胡厥文同志和我。胡老已經九十歲出頭,而且他因事當天未能成行,沒有碰上“下關事件”,因此,我這個相對來講的“年輕人”、事件全過程的參加者,就有義不容辭的責任把這一段史料回憶、整理出來,并就教于各位知情的同志。

歷史的背景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戰爭勝利后,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蔣介石急急忙忙跑下峨眉山,搶奪人民的勝利果實。他大搞反革命兩手:一面玩弄和談陰謀,邀請毛澤東同志去重慶談判,簽訂了《雙十協定》;一面依仗美國杜魯門政府的支持,調兵遣將,蓄意發動內戰,妄圖把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吞掉。與此同時,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在國民黨統治區興起了一個反對內戰要求和平、反對獨裁要求民主的人民運動。兩股勢力進行著激烈的搏斗。中國民主促進會就是在這時成立的。

一九四六年一月,在全國人民的強大壓力下,國民黨政府被迫召開有中國共產黨和各黨派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即舊政協。會上通過了決議,發布了停戰令。但舊政協決議的墨跡未干,蔣介石集團就悍然調動了上百萬的大軍向解放區進攻。一九四六年上半年,關外大打,關內小打,眼看內戰即將全面爆發。到這年的六月,蔣介石集團由于在軍事上連遭挫折,需要喘息時間作全面準備,部署新的進攻,于是又提出自六月六日起,在東北戰場上停戰十五天。到六月二十一日,在全國人民反對內戰的壓力下,蔣介石政府又宣布將東北停戰令延期八天,到六月三十日為止。當時,中國共產黨為了制止內戰危機,派了以周恩來同志為首的代表團,在南京與國民黨當局舉行和談。美國政府則派馬歇爾為總統特使來華進行“調解”。

    這次停戰和談,關系到中國的前途和命運。全國人民十分關心。上海地下黨根據黨中央和周恩來同志的指示,一方面作蔭蔽精干、長期埋伏的打算,一方面決定領導上海人民開展一次要求和平、反對內戰的人民運動。六月上旬,先由馬敘倫、陶行知、王紹鏊、許廣平等知名人士聯名致函蔣介石和馬歇爾,要求制止爆發全面內戰,要求美國政府停止支持國民黨政府打內戰。與此同時,也寫了一封信給中共代表團團長周恩來。蔣介石對此置之不理;中共代表團團長周恩來和團員董必武、陸定一、鄧穎超則聯名復函馬敘倫、陶行知等,表示支持反對內戰。全文如下:

夷初、行知諸先生大鑒:

頃奉惠函,并承示上蔣主席書。雒誦回環,彌覺辭危而情苦,感人至深,曷勝欽仰。竊以中國政事之敗,民生之苦,于今已達極點。而國民黨統治集團中之好戰分子,依然恃美國武器之資助,積極進行全面反共之內戰。設使此輩得逞,則域內勢成糜爛。是以敝黨于國內一切沖突,夙主無條件停止。蓋唯有停止國內武裝沖突,民主團結才有途徑可循。談判以來,即堅持此旨。以此之故,卒在廣大人民之呼吁與馬歇爾將軍努力之下,獲得東北停戰十五日之結果。姑不問國民黨當局于此誠意若何,敝黨決愿本一向和平民主團結統一之職志,進行談判,并盼能從此長期停戰,永息戎爭,俾使政協決議整軍方案得以順利實行,斯為國家之福,人民之幸。惟前途困難正多,尚祈諸先生再接再厲,制止內戰,挽救國運于阽危,張民主之大義。時迫事急,臨穎不盡。除遵囑將函轉陳毛澤東同志外,專此肅復。順致

    時綏

 

      周恩來 董必武 陸定一 鄧穎超  敬啟

    在這種情況下,上海地下黨決定醞釀組織一個上海各界人民團體的代表團去南京請愿,揭露蔣介石集團假和談、真戰爭的猙獰面目,在政治上給敵人一個打擊,以配合周恩來同志為首的中共代表團的和談斗爭。

走出象牙塔

    我是一個受西方教育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我能參加黨所領導的人民運動,親身受到“下關事件”的戰斗洗禮,主要是受愛國主義和正義感的驅動,是經歷了一個曲折過程的。一九三一年,我二十六歲時在美國南加利福尼亞大學畢業,取得碩士學位。我學的是社會學。我曾天真地認為:中國又貧又弱,社會弊病太多,研究好社會學,一定可以找到醫治社會弊病的良方,使中國富強起來。可是學成回國后,我不禁為瘡痍滿目的祖國大地感到震驚。我能為國家、為人民做什么呢?我接受了美國教會大學燕京大學的聘任從事教學工作,認為教育可以救國。但我眼看著不合理的社會卻束手無策。回國后僅僅兩個星期,“九一八”事變發生了。蔣介石集團采取不抵抗主義,使東北的大好河山淪于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之下。日軍得寸進尺,第二年又進攻我國駐在淞滬的十九路軍,爆發了“一二八”抗戰。日軍入侵,國土淪喪,同胞被殺,全國人民無不熱血沸騰,怒火滿腔。我和鄭振鐸、顧頡剛、高君珊、馬鑒等教授一起,組織了抗日救國會,積極募捐為前方將士做棉衣、棉手套,送往東北,送往古北口,送往上海十九路軍。但是,蔣介石政府卻采取極端反動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把裝備精良的部隊調去“圍剿”紅軍,忙于打內戰而對豺狼成性的日本帝國主義采取不抵抗主義。到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國主義已經把我國的東北三省、熱河(現河北北部)和河北東北部(冀東二十二縣)的大片土地囊括而去。從北平沿鐵路線,經天津、唐山直到山海關,駐扎著日本的“華北駐屯軍”,他們橫行霸道,無惡不作,欺壓、奴役中國人民。而蔣介石政府卻在一九三五年六月發布了一個“邦交敦睦令”,取締一切抗日團體,不許人民愛國。我們氣憤之極,感到要做亡國奴的危險,但又不知道該怎么辦才好。

    正當我憤怒、迷惘、困惑的時候,一九三五年的冬天,轟轟烈烈的“一二九”運動在北平爆發了。青年學生的愛國熱情和革命朝氣感染了我,激勵了我,把我卷入了群眾游行的隊伍。我走在燕京大學的游行隊伍中,從海淀經西直門走到西便門,親眼看到學生們用大木頭撞開城門,看到學生們沖破全副武裝軍警的防線勝利前進。我佩服學生的勇敢愛國行動,我將救中國的希望寄托于愛國青年。后來,我從愛國青年中看到了中共的《八一宣言》。在民族危亡的嚴重關頭,我看到中國共產黨挺身而出,擔起了拯救國家和民族的重任,內心十分敬佩。我開始認識中共是愛國抗日的,但由于國民黨的政治封鎖和歪曲宣傳,我尚不了解中共的組織和目標。

    一九三八年初,我毅然離開燕京大學的教學崗位,走出了象牙之塔,到江西參加戰地服務工作,主要是組織和訓練婦女參加抗戰;在江西時,我同許多愛國青年合作共事,其中不少是共產黨員。通過他們,我能看到進步的書報雜志。我的視野開闊了,政治覺悟提高了。在這同時,我還接觸到共產黨的一些領導干部,他們給了我許多教益。記得一九三八年五月在廬山全國婦女座談會上,我有幸見到了鄧穎超同志,她在會上侃侃而談,闡述了中共的抗日主張,使我非常欽佩。在南昌新四軍辦事處,我和辦事處主任陳少敏時有來往,得到她不少幫助。我在南昌某女子中學里還聽過一次陳毅同志作的關于游擊戰的報告,使我對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戰的戰斗精神敬仰不已。一九三九年,周恩來同志到前方視察,路過吉安,我幸蒙接見。記得他談到了抗日戰爭必定是持久戰的道理,透徹地分析了形勢,得出了抗戰必勝的結論,使我心明眼亮。我認識到中共真正實行全民抗戰的路線,有一整套正確的方針政策和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有無數具有獻身精神的黨員,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組織者和領導者。有這樣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再加上統一戰線這個法寶,更增加了我對抗戰取得最后勝利的信心。后來,由于政治形勢不容許我在江西繼續工作,我轉到淪陷區的上海教書。敵人的兇殘、漢奸的無恥、人民的苦難、亡國的危險,使我憂心如焚。這時,在地下黨的領導下,上海組織了兩個“聚餐會”:一個是“星二聚餐會”,參加者多為文化界人士;一個是“星五聚餐會”,參加者多為工商界人士。“星二聚餐會”每星期二在上海南京路新新公司蕭老板家中舉行,每人每次交一元聚餐費。會上,由地下黨組織人報告戰況,分析國內外形勢,有時還介紹共產黨的方針政策和抗日根據地的情況。這個聚餐會的核心人物有陳巳生、林漢達、馮賓符、鄭振鐸、許廣平、趙樸初等,我和我的愛人嚴景耀也是這個聚餐會的經常參加者。這個聚餐會實際上是黨領導的統一戰線中的一個外圍的進步政治組織。通過這個聚餐會,我們間接地接受黨的領導。我和黨的關系密切了。

組成請愿團

抗戰勝利后,黨領導的人民民主運動蓬勃發展。那時,舊政協將要召開,國共兩黨將要進行和談,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將要來華“調解國共軍事沖突”。在上海地下黨的領導下,以“星二聚餐會”的人員為基礎,由馬敘倫、王紹鏊、周建人、林漢達、徐伯昕、趙樸初、陳巳生、梅達君、謝仁冰(章漢夫的父親)、張紀元、柯靈、嚴景耀、雷潔瓊等二十六人發起,成立了中國民主促進會。一九四六年五月,為了擴大爭取和平民主力量,進一步開展反獨裁、反內戰、反美帝的斗爭,在地下黨的領導下,中國民主促進會和上海紡織業、絲織業、機械業、水電業、棉紡業、百貨業、酒菜業等工會以及婦女、文化、醫藥、銀錢、教師、學生等各界四十七個主要人民團體(以后又發展到六十八個)聯合組成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代表各界群眾四十萬人。第一屆理事共二十九人,中國民主促進會的成員馬敘倫、王紹鏊、林漢達、陳巳生、梅達君、徐伯昕、許廣平、周建人、馮少山、葛志成當選為理事。代表其他方面當選理事的還有沙千里、閔剛侯、沈肅文、沈志遠、胡厥文、孫曉村、羅叔章、盛康年、胡子嬰、湯桂芬、韓武成、秦柳方、甘田、蔣學杰、葉克平、王本鳴、李傳慶、彭文應、趙家彬。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第一次理事會議決定將向有關各方呼吁停止內戰,并請美國政府莫再以軍火資助任何一方,中國的問題由中國人民自己決定。還決定反對上海市警察局實行法西斯的“警管區制”。然而,蔣介石集團倒行逆施,不顧全國人民要求和平的強烈愿望,竟然揚言要在三至六個月的時間內全部消滅人民解放軍。在這種情況下,六月上旬,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決定組織上海人民反對內戰大會,并推舉九人組成代表團赴南京請愿,呼吁和平。

六月中旬的一天,我們在上海八仙橋一家飯店吃飯并開會,共到十余人。除胡厥文外,參加代表團的人員都到了。馬老(敘倫)在會上宣布: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各團體經過協商,推舉馬敘倫、胡厥文、蕢延芳、包達三、張絅伯、盛丕華、閻寶航、吳耀宗、雷潔瓊九人為和平請愿代表,另由上海學生和平促進會選出兩位學生代表陳立復、陳震中(陳巳生之子),共十一人,組成上海人民團體代表團(又稱和平請愿團)去南京請愿。馬敘倫被推為代表團團長。羅叔章、胡子嬰為代表團秘書,羅作為先遣人員已在南京籌備。大家還一致推舉吳耀宗寫英文備忘錄,以便面交馬歇爾。會上還商定了請愿的策略:代表團到南京后要向國、共、美三方提出要求和平,當然,斗爭的鋒芒是指向蔣介石集團的。

    代表團名單及身份如下:

    馬敘倫  前代理教育部長、北京大學教授

    胡厥文  合作五金廠總經理、遷川工廠聯合會主席

蕢延芳  浙江興業銀行董事、大生紗廠董事、豐盛實業公司董事、四明醫院董事長、上海名人                                                                               

    包達三  雷石化學公司董事長、信儀地產公司總經理

    張絅伯  中興實業公司董事

    盛丕華  上元企業公司董事、開美科藥廠董事長

    閻寶航  大明公司總經理、東北知名人士

    吳耀宗  翻譯家、基督教全國青年會總干事

    雷潔瓊  東吳大學教授

    陳立復  東吳大學學生、學生會主席

    陳震中  圣約翰大學學生、上海學生團體聯合會主席

    代表團的九名正式成員,有五人年逾花甲(馬敘倫、蕢延芳、包達三、盛丕華、張絅伯)。我當年四十一歲,是代表中最年輕的。其余胡厥文、閻寶航、吳耀宗都已年過半百。九人中除閻寶航是地下黨員外,其余都是非黨人士。學生代表陳立復、陳震中雖然都是地下黨員,但他們的活動大都和我們分開。蕢延芳先生早在蔣介石混跡于上海交易所的時候,就和蔣介石熟識。據說,抗戰勝利后,蕢經常派人從上海送鮮魚去南京給蔣介石。這說明他們是有交情的。蕢延芳先生是位有正義感的老人,他目睹內戰危險迫在眉睫,國家危機十分嚴重,因此樂于參加代表團去爭取和平。

在北火車站

    六月二十三日(星期天)早晨八點鐘左右,我們代表團的成員(胡厥文因事當天未能成行)就到達上海北火車站。我們買的是上午十一點的快車票,但因為預定要在北火車站開一個群眾性的歡送會,所以我們都提前到了。我們到達時,已經有一隊隊的人群聚集在北火車站周圍,他們沐浴著清晨的陽光,手執各種小旗,有的唱歌,有的呼口號。我們到后,歡送的隊伍像潮水般地從四面八方涌向北火車站周圍。站內站外,人山人海;月臺兩旁,萬頭攢動。北火車站成了人的海洋。后來有的報紙估計歡送人群有五萬人,有的估計為十萬人。誰也沒法去清點數目,但形容為人山人海是不夸張的。人群里有數不清的標語、旗子、橫幅、漫畫等。上海市電話局職工一幅大標語使人印象最為深刻,那上面只有八個字:“內戰不停,電話不靈!”到車站送行的知名人士有陶行知、許廣平、周建人、葉圣陶、林漢達、王紹鏊、田漢、吳晗、沙千里等。

    十點鐘,歡送大會宣布開始。上海市學生和平促進會的兩輛宣傳卡車停在火車站口,作為臨時主席臺。上海百貨業的銅管樂隊奏起了《反內戰》樂曲(用《打倒列強》原譜),一位青年站在主席臺上揮動手臂指揮,幾萬人跟著唱起了雄壯的歌:

反對內戰,反對內戰,

要和平!要和平!

全國同胞起來,全國同胞起來,

要和平!要和平!

    歡送會的主席團由王紹鏊、林漢達、陶行知三位組成。王紹鏊首先致詞,他說:歡送人民代表赴京請愿,不是爭取和平運動的結束,而是開始。假如這次不成功,將來還要第二批、第三批接著去京請愿,直到和平實現為止。全場群眾跟著呼喊“去!去!去!我們都去!”

    我們赴京請愿的九個代表,大都年事已高,馬老那年已經六十二歲。為了防止過于疲勞,大家推舉蕢延芳先生和我給歡送群眾講話,其他代表都先上了火車。蕢延芳先生講話,答謝上海各界的熱情歡送,說:“中國一定要和平,不能再打下去了。再打下去,把青年學生打老了,我們老頭子打死了,工商業打垮了,中國就打亡了。再打下去,真是不堪設想了!”我應邀講話說:“看見這么多人歡送,增加了我反對內戰、爭取和平的無限勇氣。但是,我個人力量很小,希望大家更團結努力。”

    接著,陶行知先生講話。他說:“八天和平不夠,我們要永久和平。和平與民主不可分。我們要十分的和平,也要十分的民主。中國再打下去就要亡國了,不愿做亡國奴的聯合起來!”林漢達先生執大蒲扇走上講臺,對著擴音器很詼諧地說:“九位代表不僅是上海人民的代表,也是全中國人民的代表。為什么?因為現在全中國人,不管哪一個,除掉少數好戰分子外,沒有一個人愿打內戰。中國的主權是屬于全國人民的,政府的官吏只是主人的仆人。今天為什么不是主人當政,而是仆人當政呢?抗戰以前,政府對日本非常穩健,那時也是學生和人民北上南下的到南京請愿,要求抗戰。今天這九位代表去,要吩咐仆人立刻放下武器。”這時,會場沸騰起來,口號聲此起彼伏。停了一會兒,林漢達才接著說:“我們要爭取和平,爭取民主。我們不能讓仆人把主權送給外國人,我們更希望外國人幫助中國實現和平,不希望用飛機大炮來幫助中國打內戰。國家是屬于人民的,人民不愿意再打內戰。現在我們的代表到南京去請愿,假如不成功,我們就第二次再去,我們全上海的人都去,我們步行去,非達目的不可!”這時,掌聲雷動,群眾在烈日下有節奏地高喊:“去,去,步行去!”臺上臺下沸騰起來,到了極點。

    學生代表陳立復、陳震中也被熱烈歡迎講了話。他們呼吁當局減少軍事開支,增加教育經費,并表示赴京請愿不達反內戰的目的決不罷休。

    最后,吳晗(西南聯大教授)講話說:“今天是民眾抬頭的日子。最后決定權屬于人民。誰敢再打內戰,一定被人民唾棄。這次人民代表晉京請愿只許成功,不許失敗,而且永遠不許失敗。”他提高聲音又說:“上海市人民是和這八位代表站在一起的,請吳市長(按:指當時國民黨政府上海市長吳國楨)來看看今天的大會,是否能代表民意?!”講話結束后,南洋女中學生代表走上主席臺,贈給我們赴京請愿代表一面錦旗,上面繡有“立刻無條件停止內戰”的字樣。全場響起熱烈掌聲。會議結束時,通過了四項決議:一、成立全國爭取和平聯合會;二、和平談判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三、第一批請愿不成第二批第三批再去;四、通電美國政府,希望不要幫助中國打內戰。

    大會結束,離開車還有十幾分鐘。群眾簇擁著我們走進車站。成群的中外記者跟著我們采訪,美國福斯制片公司派人來拍攝了現場實況。車站成了五彩繽紛的標語的海洋。最多的標語是“反對內戰,要求和平”、“要求民主,要求和平”、“保障人民自由”等。我們走到月臺,看到車廂、車窗、車頂上也貼滿了標語和漫畫,其中有一條大標語特別令人矚目:“內戰若不停止,全國同歸于盡。”當然,也有兩條唱反調的大標語,一條寫的是“打倒馬敘倫”,一條寫的是“打倒林漢達”,掛在北火車站的站口,人們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國民黨特務搞的。這兩條標語盡管布幅很長,字也不小,但是孤零零的,顯得既可笑又可憐。

    許廣平大姐一直送我到代表團乘坐的頭等車廂旁(兩位學生代表乘坐另一節車廂,大概是硬席)。她對也來送行的我愛人嚴景耀說:“假如雷先生去請愿不成功怎么辦?”嚴景耀幽默地回答說:“那么我就不要她回來了。”送行的人們聽了哈哈大笑。在笑聲中,許大姐說:“那么,雷先生是非成功不可的了。”上車后,我們從車窗里伸出頭去,請大家回去,可是誰也不走。這時留在月臺外的群眾不知從什么地方聽來火車不開的消息,立刻激動起來,高喊:“要求站長開車!”過不久,我們乘坐的一一六號列車終于正點起動,樂隊奏起了歡送曲,群眾高呼口號(有的呼“鐵路工人萬歲!”)并紛紛揮手致意,月臺附近還響起了爆竹聲。我們伸出手去,同跟著列車跑的人們握手,握手。

    車離開了火車站,我偷偷地問馬老:“今天這么大的歡送場面,大概是共產黨領導和組織的吧?”馬老回答說:“你說對了。”我心里想:有共產黨的領導,有廣大人民的支持,我們的爭民主要和平運動,一定會蓬勃發展,勢不可當。

    據后來別人告訴我,我們的列車開出北火車站后,數萬群眾開始了上海市規模空前的示威大游行。十一時許,游行隊伍出發,由圣約翰大學的學生打頭,等到隊尾統益紗廠工人離開北火車站時,已經十二點了。游行持續了約五個小時,行程數十里。王紹鏊、陶行知、林漢達、周建人、許廣平、沙千里、嚴景耀、吳晗等都走在隊伍的前列。沿途不斷有市民加入,隊伍愈走愈壯大,形成了反內戰的巨流,周建老當時已是六十歲的人,他游行后說:“生平沒有走過如此長的路,可是一點不感到疲倦。”這次規模空前的示威游行,表明了上海人民新的巨大覺醒。

途中的斗爭

    從上海到南京,不過近三百公里的路程,按當時我們所乘快車的正常速度,五個來小時即可到達,也就是說,上午十一點開車,下午四點應該到達。但是,我們直到下午七時許才抵達南京下關車站。這是因為,我們在途中遇到國民黨當局派遣特務制造的重重障礙。

    開車不久,就有幾個冒充列車員的特務要我們代表團人員寫詳細履歷。我們問為什么要寫履歷?特務回答說為了“特別保護”我們。我們說:不必費心。特務們仍然糾纏不休。我們氣憤得很,就嚴詞質問他們:憑哪條法律規章,旅客坐火車要寫詳細履歷?問得特務們瞠目結舌,無法回答。周圍的旅客有的也幫我們講話,有幾個外國旅客過來看熱鬧。特務們見勢不妙,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車到蘇州,當局派了一伙人來,把車廂外的所有標語口號統統撕掉和擦洗掉。車到常州,又有一伙人走上車來,把車廂內的所有標語口號統統撕掉和擦洗掉,并貼上他們預先寫好的反動標語。這伙人折騰了一陣,看到我們不予理睬,才悻悻而去。

    車到鎮江,又來了一伙搗亂的人。這些人大都身穿紡綢衫,面色紅潤,顯得營養良好,卻口口聲聲自稱是“蘇北難民”.他們圍在我們的車窗前,亂哄哄地說什么共產黨使他們“有家難回”,要求我們向共產黨請愿,而不向“政府”請愿。有幾個穿灰藍色紡綢衫的人,由一個穿中山裝的人領頭,闖到我們的車廂里來。他們中有一個人手舉一面三角紙旗,上寫“蘇北難民代表”。他們走近我們,好像認得似地向馬老鞠躬,說來“歡迎”他,請他下車向“難民”演講,企圖乘機綁架行兇。吳耀宗、閻寶航立即嚴正聲明:“我們是去南京請愿的,不能中途下車。”他們一計不成,就威脅說:“如不下車,我們有人就要臥軌擋車,火車別想開。”在特務們的突然襲擊之下,我們代表團的幾個人立即分工:一部分人保護馬老,堅決不下車;一部分人到各車廂向旅客們宣傳我們代表團去南京呼吁和平的光榮使命,爭取旅客的同情和支持;另一部分人則向月臺上的人群進行反內戰的宣傳。我坐在靠著月臺的位置上,車窗外就是“難民”和看熱鬧的人群。我對著窗外大聲說:“我們去南京請愿,正是因為國家打內戰,老百姓太痛苦了。我們要去見蔣主席,見共產黨的周恩來先生,請國共雙方不打內戰,好叫老百姓不再受苦。我是廣東人,廣東的老百姓餓死很多,有些人都沒有褲子穿,比你們苦多了。我們這些代表多半是上了年紀的人,為什么要在這么熱的天上南京,不就是為了解除老百姓的痛苦嗎!你們有痛苦,我們一定代為轉達。”一些聽眾連連點頭。經過代表團成員們做工作,旅客們紛紛譴責“難民”們的搗亂行為,要求趕快開車;幾個外國旅客找到列車長交涉,說:“一定要開車,不能耽誤我們的事情。”。車長跑前跑后、跑上跑下,急得滿頭大汗。在強大輿論的壓力下,站方和列車長對“難民”的無理取鬧進行了干預,特務們才溜下車去。列車停了約兩個小時,終于開動了。我們回首車站月臺,看到號稱有數百“難民”的隊伍,零零落落的,實際上只有二十來人,正垂頭喪氣地看著我們的列車逐漸加快速度飛馳而去。

下關的暴行

    六月二十三日下午七時,我們的列車終于緩緩駛進南京下關車站。從上午十一點開車,到下午七時進站,不到三百公里的路程,我們這趟京滬快車足足行駛了八個小時。

    停車后,民主同盟代表葉篤義及先期到京的代表團秘書羅叔章等上車來歡迎我們,幾位新聞記者也上車進行采訪。他們下午四點就來等候,等了三個鐘頭。我們與歡迎者略事寒暄后,即魚貫下車。這時,有三個自稱是“蘇北流亡青年”的人,從人叢中擠到我們身邊來,他們纏著要求我們說明此行的目的,發表對時局的意見。他們雖然很勉強地做得有“禮貌”,但那種有意尋釁的表情一望而知。我們代表團的秘書胡子嬰非常和婉地答復他們說,我們此行的目的無非是要向政府當局和中共呼吁停戰,達到全面永久和平。這三個人仍不滿足,反復問我們:“戰爭的責任究竟誰負?”“你們對共產黨的印象怎樣?”直到把手上拿的紙條上寫好的問題問完了方才住口。經過這一番糾纏,我們發現,同車來的旅客都已出站,而我們卻找不到“紅帽子”(按:解放前火車站上搬運行李的工人都戴一頂紅帽子),行李沒人搬,就自己動手慢慢地搬。這時,又有兩個自稱“蘇北難民”的人,一個穿中裝短服,一個穿學生制服,走上前來要見馬老,同我們“談話”。他們先談“難民”不能回鄉的“苦衷”,接著就以挑釁的口氣提出一連串準備好了的問題:“你們來的動機是什么?”“你們知道不知道蘇北的情形?”“內戰的責任歸誰負?”胡子嬰代表大家嚴正答復說:“只要中國內戰停止,離家流落的難民就可以回家了。”這兩個家伙看看沒有什么機會可乘,也溜了。一會兒,葉篤義找來“紅帽子”,把行李搬出了月臺,我們跟著出了收票處。這時,,忽然有人鳴笛,一群自稱“難民”的暴徒蜂擁而來,罵聲四起,一片混亂,把我們包圍起來。我看到兩旁排列著一些軍警,但他們視若無睹,聽之任之。在混亂中,我們代表團被有計劃地分割成兩部分:馬老、我,還有學生代表陳震中、陳立復,被推推拉拉,進了候車室;盛丕華、蕢延芳、吳耀宗、閻寶航等則被擠進了西餐廳。葉篤義和幾個記者也被迫進了候車室。在推推拉拉的過程中,我緊跟著馬老,我的手提包、手表和眼鏡被暴徒搶走了,手提包內有給馬歇爾的備忘錄副本,有上海各界人民簽名給中共代表團的致敬書。我們被推擠進候車室后,幾個憲兵和警察來到候車室門口把門,好像是來“保護”我們。我跟把門的憲兵商量,要求往城里打電話給我的親友,憲兵回答說電話線已被切斷,不能打。顯然有周密布置。聚集在門外的“難民”大叫大嚷:“叫姓馬的出來!”“打倒共黨!”把門的軍警允許“難民”派“代表”進來,于是幾個“難民代表”進來和我們談判。開始,他們要求馬老帶他們去見周恩來;后來這話不說了,又勸我們回上海;后來又要求馬老出去和“難民”見見面,講講話。馬老閉目端坐,一概不予理睬。在這個過程中,幾個“難民代表”出出進進,十分忙碌,似乎是不斷向上級“匯報”和“請示”。

    雙方正在僵持不下,閻寶航突然闖進候車室。原來,盛丕華、蕢延芳等被困在西餐廳,恰有幾個外國人正在那里用餐,“難民”總算客氣,沒有吵鬧撒野。盛、蕢等聽到我們這邊大亂,放心不下,閻寶航于是挺身而出,跑過來看我們。他看到這邊的情形,氣憤不過,就搬了一把椅子坐下來和“難民代表”談判。這些“代表”提了十幾個條件除了送他們“還鄉”之外,還有什么“共黨放下武器”、“民盟不搞政治活動”等。談不出所以然,“難民代表”就請閻寶航出去向“難民”講話,閻慨然允諾,出去向這些所謂的難民進行宣傳和解釋。剛講了幾句,“難民”就狂叫:“不聽!不聽!叫姓馬的出來!”還有幾個“難民”對著閻寶航大喊:“跪下來!跪下來!”閻寶航氣得渾身發抖,憤慨地說:“我在東北打了幾年游擊,從來也沒有向日本人屈膝。跪,辦不到!你們槍斃我好了!”這些“難民”見嚇不倒閻寶航,又大叫大嚷:“要姓馬的出來!”馬老年事已高,已弄得筋疲力盡,我們當然不同意讓馬老出去。馬老則始終閉目端坐,一百個不理。事后馬老告訴我:“來的時候,早經決定為著國家民族,拼了這條性命。四十多年民主政治的愿望沒有達到,反使人民痛苦到這步田地,內心的痛苦比死還要難過。如果他們把我一頓打死,是成全了我。所以我能心如止水,一點沒有什么驚慌。”

    這時,前來進行采訪活動的《大公報》記者高集、《新民報》記者浦熙修和其他幾家報社的記者,為了急于回報社發稿,向“難民”們說明自己的身分,要求出去。他們剛出去不久,就被暴徒包圍,在人群后面有人喊:“打那個女的!”浦熙修隨聲挨了打。又有人喊:“那個男的也不是好東西!”于是高集也挨了打。這是特務們“小打出手”,“大打出手”還在后頭。記者們不得已,只好退回候車室。

    這樣糾纏了幾個小時后,一輛滿載武裝憲警的卡車開進了火車站,他們包圍了現場,并不進行“彈壓”,卻站在遠遠的地方袖手旁觀。我們要求他們維持秩序,他們置之不理。“難民”們停止了哄鬧,紛紛交頭接耳,似乎在等待上峰指示機宜。趁此機會,一個記者冒充是警備司令部的,才混了出去。過了一會兒,“難民”們又哄鬧起來,尖叫聲、謾罵聲不絕于耳。與此同時,便衣“難民”不斷增加,而憲警卻不斷減少。到晚上十一點多,也就是我們下車被圍困五個多小時之后,候車室門口只剩下一個憲兵和一個警察,而圍在外面伺機行兇的“難民”卻有一二百人。突然,“難民”堆里一個人敲破窗戶鉆進候車室,于是大批“難民”一擁而入。頓時,桌椅、汽水瓶一齊飛向我們。閻寶航和我為了保護馬老,拼命以身體擋住暴徒,但擋了這面,露了那面,擋不勝擋,結果馬老還是挨了打。后來馬老被一個憲兵推到男廁所后面的辦公室里躲起來,才免于繼續挨打。被打得最重的是學生代表陳震中。他年輕力壯,曾猛烈抵抗,因寡不敵眾,被打成重傷。記者浦熙修、高集也未能幸免。我被暴徒揪住頭發,胸部被一只痰盂擊中,疼痛異常。一個暴徒趁亂要搶我的戒指,我拼力抵抗,結果我的手被抓掉了一小塊肉,流血不止。混亂中,我被推躺在沙發上,浦熙修又被推倒在我的身上,暴徒脫下我們的皮鞋猛抽我們兩人,浦的鼻血流在我的臉上和身上,人也暈過去了。我在昏昏沉沉中聽到有人嚷嚷:“不要把她們打死,差不多了……”之后,這一場兇毆才停止下來。

    被圍困在西餐廳的盛丕華、蕢延芳、張絅伯等人雖然失去了行動自由,但沒有挨打。

    國民黨當局在全國人民強烈要求和平的壓力下,發布了將東北停戰延長八天的命令,但是不出兩天,命令的墨跡未干,又馬上制造了一個下關流血慘案。這一事件再一次從反面教育了善良的人們。

被打傷之后

    暴徒們大打出手之后,才有一批憲兵開到現場進行“彈壓”。“難民”們看到事態鬧大了,紛紛溜走。憲兵們聽任那些打手溜走,卻像押送犯人似地把我們裝上一輛大卡車。我爬不上車,幾個外國記者把我托上去。我看到代表們和幾個中國記者東倒西歪地坐在或躺在卡車地板上,陳震中躺在車板上呻吟,傷勢沉重。卡車在凹凸不平的公路上顛簸了半個多小時,到達南京警備司令部。當發現這里是司令部而不是醫院時,我們紛紛表示抗議,拒絕下車。正在相持不下時,幾個坐吉普車跟蹤而來的外國記者仗義執言提出抗議,要求當局實行人道主義,先送我們去醫院。當局無奈,才勉強同意把我們先送醫院。

    于是,我們繼續乘坐那輛卡車去醫院。路上,大家看到陳震中躺在車板上像個死人,呻吟之聲漸漸沒有了,都非常著急。有人還大叫:“快開車,快開車!”可是這輛老牛破車仍然晃晃悠悠、慢慢騰騰地走。又顛簸了約半個小時,才到達太平路中央醫院分院,時間已是二十四日凌晨兩點。士兵們把受重傷的人員抬進醫院前廳,放在水泥地面上,然后在四周布崗,如臨大敵。我們又痛又累,非常難受。正當我們痛苦呻吟之際,忽然一陣腳步聲,周恩來、董必武、滕代遠、鄧穎超、齊燕銘等中共代表團的同志們以及郭沫若同志走了進來。他們神情嚴肅地同我們一一握手,親切慰問。周恩來同志還連連同我們說:“你們的血是不會白流的!”他帶來許多水果慰勞我們。當聽說我們還未曾吃晚飯,周恩來同志又派人出去買牛奶和餅干來給我們充饑。隨后,馮玉祥、沈鈞儒、邵力子、羅隆基、梁漱溟、張申府、黃炎培等也來了。他們直到東方發白才離開。

    那天凌晨,國民黨憲兵司令張鎮也曾來到醫院表示“慰問”,說了一聲“抱歉”,并表示要賠償我們被搶去的財物(后來并未實現)。國民黨政府首都警察廳一名姓樂的副廳長和南京市政府社會局局長陳劍如也來到醫院“探視”。

    后來據郭沫若同志回憶說,他來醫院慰問時,一進門,就在底層的敞廳里看見了我們。亂紛紛的,一屋子都是人。他首先看見一個人仰睡在長凳上,那是吳耀宗,未受傷。轉過去,看到閻寶航躺在擔架上,衣裳扯爛了,臉上身上好些血跡。馬老則蜷臥在側近的一條長凳上,眼睛閉著。我也躺在擔架上,臉上身上都有血跡,但神志清醒。傷最重的是陳震中。蕢延芳、盛丕華,包達三、張絅伯沒有受傷,坐在靠壁的長凳上。胡子嬰、羅叔章兩位則忙于照拂一切。幾個憲兵守衛著。葉篤義躺在診室的長桌上。高集和浦熙修則躺在手術室里檢查傷勢,浦不斷地哭泣。周恩來同志看到我們的狼狽處境,同院方力爭,院方才允給三等病房的五張病床,由馬敘倫、陳震中、閻寶航、葉篤義和我住。三等病房里的木床上布滿了臭蟲,哪里能睡得著?后來,高集、浦熙修包扎完畢后由憲兵派卡車分送回家。未受傷的代表由羅隆基陪同,下榻于南京鼓樓興華旅館。

    在這一事件中還有一個小插曲,足見國民黨特務的橫蠻和愚蠢。南京中國銀行有一位姓陸的女職員,因公去下關車站辦事,適逢其事,到候車室看熱鬧,被暴徒誤認為代表團人員而打了一頓。她的衣服被扯得稀爛,幾乎赤露著上身,糊里糊涂也跟著上了卡車。到醫院后她伏案痛哭不已。包扎完傷口以后,她才噙著淚水離去。

    據說,下關事件發生當夜,南京所有的報紙都接到不得刊登此事的命令,但是,第二天,還是有幾家報紙或因為自己的記者在被打之列,或因激于義憤,報道了這一事件。美聯社、合眾社、法新社還向世界各地發了電訊。國民黨當局眼看事情愈鬧愈大,怕弄得不可收拾,對我們的態度才變得“好”些。二十四日上午九時,當局把我們五個住院的人由太平路中央醫院分院轉到剛剛建成的條件很好的黃埔路中央醫院總院,由三等病房轉入頭等病房,每人一個單間。

    住進醫院后一連幾天,來探視、訪問、慰問我們的人絡繹不絕。記得二十四日上午來看望我們的知名人士有李維漢、廖承志、范長江、邵力子和馮玉祥的代表等,還有南京各大中學校的學生,他們在同我談話時表現出來的對時局的關心、對祖國前途命運的擔心、對我們代表團人員的真切同情,使我在困難中看到了希望,增添了勇氣,堅定了信心。

    來訪問的記者們曾經提出一個問題:代表團是否將向法院起訴?馬老代表我們大家回答說:起訴無對象,即使有對象,亦必無結果,故起訴又有何用?后來代表團研究后決定:我們既為和平而來,自不愿因此而有礙于和平談判,因此不擴大追究。但要揭露真相,要向當局提出要求。

代表團秘書胡子嬰、羅叔章二位,每日加意看護我們,有時代我們答復函電,接待來訪,備極辛苦。她們是守職盡責的典范。

事件發生后,國民黨憲兵一團裝模作樣地抓了八個“嫌疑犯”。國民黨政府內政部部長張厲生在二十五日上午的行政院例會上做“檢討”說:此次事件發生,治安當局未能盡到保護之責,內政部當局亦難辭其咎。該管區警察所長余湛防范不力,予以撤職;下關警察局局長余翼群記大過一次;首都警察廳長韓文煥予以申誡。蔣介石集團以為這樣“表演”一番,就能夠隱藏制造慘案的主使人,瞞天過海,草草了事。后來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憲兵一團抓的八名“嫌疑犯”,由憲兵司令部軍法處“偵訊”后,以“毫無參加毆打事情”為由,取保開釋了兩人。其余六人于二十七日移送南京地方法院審訊。六人都異口同聲地否認曾參加毆打,說是去“趕熱鬧”“看共產黨”的。此案后來就這樣不了了之。


 

全國轟動了

    下關事件發生后,全國嘩然。這一暗無天日的事件竟然發生在憲警林立的“首都”,而且“演出”長達六七個小時。它擦亮了人們的眼睛,撕下了蔣介石政府的畫皮,對全國人民,包括我們代表團人員都是一次深刻的教育。全國各界人民都站在我們一邊,堅決地支持我們。

    事件發生后第二天,中國共產黨參加南京和平談判代表團團長周恩來同志在國、共、美三方會議上就“下關事件”鄭重提出報告,并發出備忘錄,交給美方代表馬歇爾和國民黨方面代表徐永昌、俞大維。原文如下:

馬歇爾將軍閣下:

徐永昌將軍、俞大維部長閣下:

昨夜南京下關車站所發生之暴行慘案,曾由我方章秘書于當時面告考艾上校,并經考艾上校轉告俞部長,俞部長允為轉達陳誠將軍,采取適當辦法處理此事。但實際情形,上海人民團體為和平請愿的代表自昨日十八時半起,即被南京有組織的二百余特務暴徒包圍毒打,不分男女老幼,皆被毆辱,并掠奪身上財物,警憲旁立,視若無睹,令人憤慨。直至午夜后零點三十分,請愿代表及其他人等受傷倒地,暴徒暢所欲為后,始由警備司令部派兵以車送各代表至醫院醫治。代表受傷四人,連同在場記者及歡迎人員受傷者共十二人,名單見另紙所錄。

查人民團體推派代表向政府請愿,不論其性質屬于何種,都應得到政府保護,何況此次上海人民團體所推派之代表,原為請愿和平及停止內戰而來,且又擬向三人會議中馬歇爾將軍、政府及中共代表陳述意見,俾有助于三人會議之進行,更宜受到應有之保護。

    我深知三人會議從來都重視人民團體及其代表乃至社會人士為停戰和平奔走所提出之意見。而此次代表不僅能代表選舉他們之上海人民團體,且能代表昨日親往上海北站歡送他們的五六萬上海市民。政府方面理應重視此事,不僅不應縱使此二百余特務暴徒肆行無忌,且應接見他們,誠意的聽取他們提出的主張。

    為此,我特向政府放縱此次首都暴行的事情,提出嚴重抗議,并提議政府應采取如下步驟,以平公憤:

    一、政府應下明令懲辦六月二十三日南京下關車站兇毆上海和平請愿代表的禍首;

    二、政府應下明令追究此次事變中地方警憲之責任,并予懲處;

    三、政府應明令取消軍統、中統等等特務機構,并保證此種同類事件不再發生;

    四、政府應明令保護人民團體及個人有向政府請愿及申訴之權利;

    五、政府應負擔受傷者醫藥費及各人所受損失之全部賠償;

    六、政府應負責保護各代表在京及其以后之居住行動的安全。

上述提議,務請政府代表于下次三人會議開會時,賜予回答為幸。

專此,順頌

公祺

中共代表  周恩來  謹啟

    不久,我們又收到毛澤東、朱德同志的慰問電,全文如下:


 

南京周恩來同志轉上海人民團體請愿代表馬敘倫、蕢延芳、包達三、盛丕華、吳耀宗、張絅伯、閻寶航、雷潔瓊、陳震中、陳立復諸先生公鑒:

    先生等代表上海人民奔走和平,竟遭法西斯暴徒包圍毆打,可見好戰分子不惜自絕于人民。中共一貫堅持和平方針,誓與全國人民一致為阻止內戰、爭取和平奮斗。謹電慰問,并希珍攝!

毛澤東  朱德

    駐南京的中共代表團寫了一封慰問信給我們上海人民團體的八個請愿代表(另有一封信給兩位學生代表),全文如下:

夷初、絅伯、耀宗、潔瓊、延芳、達三、丕華、寶航諸先生公鑒:

敬啟者:此次先生等代表上海人民團體,奔走和平,蒞京請愿,不顧特務暴徒之威嚇毆辱,支持呼吁和平,反對內戰,至誠至勇,曷勝感佩。中共對當前國是主張,要在無條件停止內戰,奠定長期和平,實施政協決議、整軍方案,實現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而致中國于統一富強之基。目前為爭取長期停戰,已作極大之讓步,雖尚未獲得協議,仍當與全國人民一致繼續為和平而奮斗,不達目的,誓不休止。請以此意轉達上海各界團體人士,并望再接再勵,為實現和平民主而努力。至祈

時錫教言,以匡不逮,毋任盼禱。專此。祗頌

日祺!

周恩來  董必武  滕代遠 

                    鄧穎超  李維漢    敬啟

    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以葉劍英同志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全體工作人員也發來慰問電。

我至今還保存著一封陸定一同志給我個人的慰問信,全文如下:

     潔瓊先生:

驚聞先生因奔走和平,在南京車站橫遭暴徒兇毆,憤慨莫名。敬贈延安著名歌劇《白毛女》一冊,聊表慰問之意。哂納是幸,并頌

痊安

                       陸定一

    委派我們赴南京請愿的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為此發表宣言如下:

    本年六月二十三日,我上海人民代表馬敘倫、蕢延芳、雷潔瓊、閻寶航、盛丕華、包達三、張絅伯、吳耀宗、胡厥文、陳震中、陳立復等先生晉京呼吁和平,受五萬余人民車站相送,諄諄囑托,莊嚴隆重,中外感動,向所未見。不意經過蘇州、鎮江之際,一再遭受自稱蘇北難民者所阻撓。迨達首都,甫出車門,即遭暴徒包圍,歷五六小時之毆辱,致令代表受重傷者四人,大公、新民諸報記者,亦遭毒手。據目睹者所見,自稱難民者胥為彪形大漢,衣履整飾,公然發號施令,指揮行動,組織儼然,斷不類普通難民。本會各團體認為此次事件,顯系好戰分子指使暴徒偽裝難民,有計劃壓制民意,破壞人民請愿權利,殘害人民身體自由之暴行。因和平停戰之要求,舉國人民咸同此心,而歸心迫切之蘇北難民,尤應首贊此舉,何以反向我上海呼吁和平之代表阻撓、毆打;若謂彼輩為難民,誰其信之!且皇皇首都,車站沖要,軍警密布,竟任令數千(原文如此)兇徒如此橫行不法,責任所在,當局難辭其咎!為此,本會各團體除向政府提出嚴重抗議外,并盼全國各人民團體一致起來爭取和平,并對下關事件要求政府速懲兇犯,并嚴究發縱指使之禍首,確實保障各代表安全,及保障人民基本自由、請愿權利,保證今后不再有類似事件發生。再者我上海人民,自消息傳來,連日悲憤填膺,椎心泣血,群情激蕩,眾怒難平,深望政府當局顧念輿情,對我呼吁和平代表,披肝瀝膽,以誠相見,毅然宣布結束武力解決,庶能挽垂危之大局方面已失之民心(原文如此)。否則每一國民,都有為國家民族爭取獨立自由的權利,都有繼續請愿、為各代表后盾的決心,言出必行,義無反顧。恐進京請愿和平者,將不止十人百人、千人萬人而已。際茲月末,停戰期滿,上海人士嚴正期待政府之決策。謹此宣言!

    我所執教的東吳大學也發來慰問電:

潔瓊先生、立復同學及各位反內戰人民代表英鑒:

    先生等此次為反對內戰促進和平,代表人民晉京呼吁,不意竟為暴徒毆辱,且傷害頗劇,實深憤慨!本校師生于哀痛之余,誓為先生等有力后盾。愿先生安心求治,早復健康,俾便再接再勵,以完成爭取民主和平大業。特此慰問。

東吳大學師生  謹啟

    沈鈞儒、陶行知等九位知名人士也發來慰問電:

南京中央醫院

馬夷初、閻玉衡、雷潔瓊、陳震中諸先生公鑒:

    此次先生等代表上海五百萬民眾,不辭勞瘁,晉京為民請命,呼吁和平,不意方抵都門,即遭暴徒兇毆,鈞儒等聞悉之下,不勝悲憤!八年抗戰,瘡痍滿目,經濟已臨崩潰,餓莩遍及全國,若再繼續內戰,勢必亡國無疑。先生等為和平奔走,而竟遭毒手,全國人民同聲憤慨。鈞儒等一息尚存,誓必為先生等后盾,不達永久和平不止!特電慰問,并致最高敬意!

                      沈鈞儒  陶行知 沙千里                             沈志遠  閔剛侯 徐伯昕

                         孫曉村  吳覺農 史  良

    陶行知先生還單發了一封慰問電,里面有這樣的話:“弟未能奉陪晉京,分受光榮之傷,深以為終身之大憾!”

    此外,茅盾、馬寅初、周信芳、史東山、馮亦代、駱賓基、徐遲等也紛紛在報上發表文章,支持我們的正義行動,抗議國民黨當局的暴行。茅盾在題為《下關暴行與人民最后的期望》文中寫道:“下關暴行激起了人民的憤怒,但是也叫人們想起了‘三·一八’。那時候,段政府以為用流血的手段可以‘終止’了人民的‘請愿’,結果呢,‘請愿’之類固然不再有了,可是人民卻用另一種方式表示了意志。到了與人為善的行動都被用血來淹沒的時候,人民的認識將會更進一步的。”

    我們住在醫院里,每天忙得不亦樂乎。訪問者絡繹不絕,慰問函電如雪片飛來,慰勞品多得不得了。解放區的輿論和國統區的公正輿論都支持我們,站在我們一邊。在國統區的報紙中,重慶《新華日報》和上海《文匯報》態度最為鮮明。在國民黨特務統治的高壓下,一些有正義感的新聞工作者通過曲折的方式,表示了對我們的同情。《南京人報》有個《蜂刺》專欄,由令狐畏執筆。下關事件的次日(二十四日),該專欄只登了“今日無話可說”六個大字。

當然,也有人企圖往我們身上潑臟水。事件發生后的第三天(二十五日),國民黨中宣部通過中央社公布了所謂“六·二三”事件經過,竭力歪曲事實,誣蔑我們;《中央日報》等國民黨御用報紙一個調兒地咬定我們是“冒充人民代表”,是“自稱人民代表”。記得當時上海、南京許多報紙都刊登了駁斥的文章。葉圣陶先生當時寫了一篇很有力、很及時的短文批駁他們:

馬敘倫先生等并非“自稱人民代表”,我就是推選他們的一個。推選他們的都可以站出來說,“我就是推選他們的一個”。

我們要爭取發表的自由,我們有意見,就得發表。我們要爭取委托的自由,我們相信馬先生等不負我們的委托,就委托他們。發表跟委托這些事情,難道也要登記、核準、圈定嗎?豈有此理!

會見蔣、馬、宋

   我們幾個人被打傷后,代表團的活動并未停止。二十四日下午,蕢延芳、盛丕華、張絅伯、包達三由民盟代表羅隆基陪同,到南京國民大會堂出席參政會,向政府當局及各黨派(中共除外)報告經過。首先由蕢延芳報告組織請愿經過,并出示上海五十三個正式團體蓋章的冊子,以證明代表團的身份。盛丕華受權發表聲明:得受傷代表同意,抱定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宗旨,放棄法律起訴,以便促進和平。張絅伯在會上懇求國共雙方棄嫌修好,以慰人民之望,并使中國做美蘇親善的橋梁。二十五日,舉行了記者招待會。

    因為代表團團長馬老受傷住院,未受傷的代表團成員臨時公推蕢延芳為負責人,決定走訪各方面人士。二十六日上午,拜訪了馮玉祥、李濟深、邵力子等人。馮、李、邵在處理事件善后等方面出力頗多,代表團向他們表示深深感謝。下午,去見蔣政府文官長吳鼎昌,要求安排代表團見蔣介石。同一天,打電話給馬歇爾特使,請他約個見面時間。

    六月二十七日下午五時,美國特使馬歇爾會見我們代表團。我們住在醫院的四個代表也扶病坐救護車前往。胡厥文已從上海來南京,參加了會見。我們代表團全體九個人,加上秘書胡子嬰和兩位學生代表,共十二個人,分乘三輛汽車,前往寧海路五號馬歇爾公館同他會面。馬原定上午同我們會見,后因臨時去見蔣介石,要舉行整軍方案會談,故改為下午三時。后又改為下午五時。我們準時到達。走進客廳,才知道馬正與宋子文談話。等了幾分鐘,宋走,馬才走進客廳同我們打招呼,又邀我們到里面一間客廳談話。我們一坐下來,馬首先表示抱歉,他說:“這兩天談判緊張,所以把會見你們的時間改了兩次。”他又說:“今天從早八點到現在,都在開會,根本沒有一點休息時間,連中午半小時午餐時間都在和參謀們討論事情。”我們先說明了我們的身份和來的目的,隨后把上海民眾送給他的旗子和寫給他的用一尺來高的信封裝著的請愿信以及代表團的備忘錄交給他。我們勸他力促實現中國國內和平,并告訴他,他在實現和平任務中有一張王牌,這王牌就是全中國人民都要求和平,反對內戰。馬歇爾講了不少冠冕堂皇的話,為美國政府的政策進行辯解。他還表示什么他也是左右為難,兩方不討好,食不甘味,從早到晚一刻無暇,但他一定要找出一條路,來實現中國的永久和平。他看見我負了傷,問我被打的經過。馬聽了我的敘述后仿佛很動容,微微搖著頭說:“我太抱歉了!”馬歇爾又問我:“你認識宋美齡女士嗎?”我說:“一九三八年在廬山婦女座談會上見過。”馬說:“你愿意見見她嗎?”我說:“可以。”閻寶航、吳耀宗和我有時都用英語講話,馬歇爾不會說漢語,但雙方都比較客氣。馬歇爾還談了不少中美友誼的歷史,許多話我都忘了,但有一句話我記得特別清楚:“我對國共雙方都不大感興趣,最使我感興趣的是中國人民。我很想聽到第三方的意見。”他一再表示談話內容不得向外泄露。會談原定一小時,后因所談問題多,延長了半個多小時。六點半稍過,中共代表團周恩來團長為了整軍方案的談判,來見馬氏,在外客廳等著,我們就告辭了。

    二十八日上午,吳鼎昌通知代表團,蔣介石決定下午四點在官邸“接見”代表團成員蕢延芳,其他成員一概不見。蔣和蕢延芳先生算是老朋友,因此派吳鼎昌到蕢下榻的浙江興業銀行接他。這次“接見”當時全國各地報紙都登了消息,報道為“蔣主席接見上海人民代表”。哪怕只見一個團員,總算承認了我們這些人是上海人民代表,而不是“所謂代表”和“自稱代表”。據蕢延芳先生后來講,他見蔣后,首先陳述了工業危機、農村破產、餓殍遍地、人民厭戰的情況,以及上海各界人民迫切需要和平的希望。蕢說:“再打內戰,國家前途不堪設想。”蔣介石虛偽地表示必須避免內戰、實現和平,但又顛倒黑白說:“我不要打,是共產黨要打。”據說,蔣曾拍著自己的胸脯說:“放心,和平很有希望。即使他們(指共產黨)打過來,我也不打過去。”后來事實證明:就在當天,蔣介石密令劉峙進攻中原解放區李先念部,并加緊布置向蘇北解放區進攻。

    二十八日下午一時許,除馬老因傷重疲勞、蕢延芳先生去見蔣介石外,我們代表團其余成員全體去梅園新村十七號訪問中共代表團。周恩來同志親切接見大家,并表示:中共一向主張和平,不愿打仗。倘若政治民主有保障,軍事問題可以讓步。大家談得十分融洽。周恩來同志還指著各種地圖,向我們分析了形勢。大約談到下午兩點時,有人來通知我:馬歇爾特使派李參謀來接我坐他的轎車去見宋美齡,已在門口等候。大家都催我去,我于是中途離席。

    轎車一直送我到蔣介石官邸的門口。宋美齡身穿旗袍,在布置得非常講究的二樓客廳迎接我。她讓我坐在雙人沙發上,自己坐在我旁邊。她招呼仆人送來一杯熱茶,讓我吃香蕉、糖果,并回顧了一九三八年在廬山婦女座談會時同我見面的情景,寒暄了一番,顯得很親熱的樣子。我首先向她講述了“下關事件”的經過,宋表示很“憤慨”。我說:內戰使工商業凋敝,學生學業受阻,使人民生活窮困,社會不安,使國家有亡國滅種的危險。我要求宋運用自己特殊的影響力,防止內戰,促進和平。宋象外國人似地聳了聳肩膀說:“我不是政府呀,我只能把你的意見轉達給政府。”我針對國民黨特務的橫行霸道說:“今天中國人民要求的,頂多也不過象美國那樣的民主和自由。假如人民連用語言文字來表達他們意志的自由都沒有,他們是會用行動來表示的。”宋美齡是在美國長大的,呼吸過美國式的自由空氣,她對此表示“理解”。我又說:“聽說上海有幾家替人民說話的報刊,如《文匯報》等,不久就要被政府用‘登記手續不完備’為理由‘立刻查封’,希望夫人注意。”宋表示驚訝:“真的嗎?不會吧!”我說:“我是這么聽說的,你最好問問吳國楨市長。”(后來,《文匯報》等報刊在一九四六年得以免予“立刻查封”,可見宋對“政府”還是很有影響力的。)最后,我講了上海學校中一些特務學生橫行霸道的情況。我說:“有的三青團學生掏出手槍來放在桌上,對老師和同學進行威脅。”宋又聳聳肩膀,把兩手一攤說:“真有這種事情嗎?”我們談了約一個小時,基本上用漢語談,偶爾也摻雜用英語。我看她談話沒有什么誠意,就告辭出來。她送我到門口,我乘原轎車回醫院。到晚上我才知道,代表團其他成員在梅園新村度過了一個愉快的下午,周恩來同志還招待大家吃了晚飯,真是后悔不迭。

    第二天,宋美齡派她的秘書張靄真送來一大筐水果,有蘋果、香蕉等。

    該見的見了,該說的說了,我們赴京請愿的目的已經達到。我們此行的根本目的是反對和制止國民黨的內戰。然而我們心里都明白:這個任務要靠強大的人民軍隊、靠全國人民的奮起才能完成,絕不是我們代表團區區幾個人完成得了的。但是,下關的血是不會白流的,它暴露了蔣介石集團的反動面目,教育了人民。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已經完成了任務,沒有在南京繼續逗留的必要,該是回上海的時候了。

由南京返滬

    六月二十九日下午大約三時許,我們上海人民團體晉京請愿的代表馬敘倫、蕢延芳、盛丕華、包達三、張絅伯、閻寶航和我共八人(胡厥文有事暫留南京),偕代表團秘書胡子嬰,及學生代表陳震中、陳立復,乘中國民航班機離開南京返上海。我們幾個受傷的人是直接由醫院坐小臥車去機場的。到機場歡送我們的,有中共方面的周恩來、鄧穎超、廖承志、齊燕銘、李維漢等,有民盟方面的沈鈞儒、羅隆基、章伯鈞、黃炎培、梁漱溟。我們在登機前曾向歡送的人群及記者發表《告別南京友好》(代電)。

    同日下午五時,我們所乘的班機在上海龍華機場著陸。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的代表、新聞記者及各代表的親屬數十人到機場迎接。我愛人嚴景耀借了新華銀行的一輛小臥車來接我。我們下機后,由代表團秘書胡子嬰代表大家發表了談話。

    我們幾個受傷的人,在南京扶傷請愿,又帶傷返回上海,亟需休息。馬老回滬后,在寓所玻璃門上貼了如下告示:

    倫等入京呼吁停戰,業于前昨分別謁見蔣主席、周恩來先生、馬歇爾特使,當蔣主席答復:“和平很有希望,即使他打過來,我也不打過去。”周恩來先生答復:“絕對贊成和平。”馬歇爾特使答復:“我定要使中國和平實現。”知關錦注,略具奉告。倫傷創漸痊,惟尚神經衰弱,不能多語,擬休息數日,再圖答晤。勞勞感甚,特此志謝!

敘  倫   六月二十九日

    我回滬后,傷未痊愈,又加異常勞累,于是由嚴景耀代為接見不斷來訪的朋友和慰問者。當時,我備了一個小筆記本,凡是來訪問我的人,都請在小本上簽名留念。

    當我們在南京被毆兇訊傳到上海時,上海人民在地下黨領導下,曾發起“和平獻金”運動,以慰勞和饋贈赴京請愿的受傷代表,并擴大宣傳影響。這個活動從六月下旬一直持續到七月上旬,共獻金一千零四萬七千九百八十元。這在一九四六年中期是很不小的數目。《文匯報》當時幾乎每天報道“和平獻金”的情況。我們曾寫了一封公開信感謝各界人民,登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七日《文匯報》上。全文如下:

    敬啟者:六月二十三日,敘倫等代表上海五十三個人民團體入京訪謁政府當局及中共代表、美國特使,不幸甫抵都門,即遭所謂“蘇北難民”圍擊,致受創痛。乃承各地團體及中外友好,或馳函致問,或勞步相存,饋貽不絕,慰勵有加。敘倫等雖勉成使命,實未獲效果,心深慚悚,無以塞責!顧仍荷社會各方面矜其遇暴,勖其就醫,先后賜致藥餌之資,業由文匯報館匯集交到。敘倫等接受之余,莫名感荷。惟是敘倫等傷病漸愈,敬此懇辭再賜隆惠:至敘倫等醫藥所需,業已經各團體屏當訖事。茲將尊款移助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用諸社會事業,以廣仁風。特此聲明,并致謝忱。順頌

公安!

                    雷潔瓊  馬敘倫  閻寶航

                        三十五年七月十三日

    我們代表團的幾個人,后來有的應約在報刊上發表文章,有的應邀到學校、工廠做報告,把“下關事件”的真相告訴上海廣大人民。記得劉王立明曾在國際飯店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報告代表團去南京請愿的經過和被毆的真相。如果說在抗戰勝利后的初期,蔣介石還能欺騙、蒙蔽一部分人的話,那么,經過“下關事件”的教育,蔣介石已是民心喪盡,假和平、真備戰的狠毒心腸已經昭然若揭。

(本文選自《雷潔瓊文集》P391—426。雷老此文撰于1982年,

首發于《文史資料選輯》第十六輯,后又曾收入《文史集粹》第一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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