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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人的“紅色往事”

發表時間:  2018-06-11來源:  中國民主促進會河南省委員會

    編者按:1945年12月30日,中國民主促進會成立于上海。最早的一批會員中,許多人曾長期投身民主革命和抗日愛國運動,馮賓符就是其中的一員。

  1944年上海的一天,日本憲兵突然闖進馮賓符家,進行搜索,并詢問他,樓適夷在什么地方?馮賓符推說不知。這已是日本憲兵第二次來詢問他了。第一次是在馮賓符供職的學校儲能中學,要求搜查逮捕樓適夷。作為學校負責人,馮賓符出面應付,很生氣地告訴日本憲兵,樓早已不在這所學校教書了。可是沒過不久,日本憲兵再度來馮家搜查詢問,可謂來者不善,不肯罷休。見無有獲,日本憲兵便將馮賓符押走,捕去頂替。……這是馮昭奎先生回憶父親馮賓符被捕入獄這段往事的敘述。馮賓符(1914—1966),寧波江北慈城人,是中國民主促進會最早的會員之一。樓適夷又是誰呢?樓適夷(1905—2001),寧波余姚人,中共黨員。早年留學日本,1931年回國,從事左聯和文總的黨團工作,任《前哨》編輯,后參加反帝同盟,在中共江蘇省委工作。1933年被捕,1937年出獄,曾任新華日報社副刊編輯、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理事、《抗戰文藝》及《文藝陣地》編輯、代理主編,后任新四軍浙東根據地浙東行署文教處副處長,《新華日報》編委,并與王元化、許廣平等共同主辦《奔流新集》月刊。

  此時的上海,在中共地下救亡組織的領導下,王德鵬、馮賓符等人秘密創辦了“大用出版社”,用于聯絡進步作家。當時聯系的作家就有周建人、樓適夷、胡仲持等。樓適夷當時還去馮賓符主持的儲能中學執教。盡管他們隱秘地活動,但還是被日本憲兵發現了。令馮賓符沒想到的是,他催促樓適夷迅速轉移之后,自己卻被捕了。

  在獄中,日本人企圖從馮賓符口中弄清“復社”和上海文化界進行抗日救亡活動的情況,但不管是威脅利誘,還是嚴刑拷打,他始終堅貞不屈,表現了崇高的民族氣節。此事讓樓適夷打聽得知情況后,心中十分著急而又難過,覺得賓符代他受苦,于心不忍。他跑到好友傅雷(中國民主促進會最早的會員之一)的家中相商,如何營救為好。傅雷說,讓學校出面,別的辦法沒有。適夷說:“學校已經去交涉過多次了,日本特務機關說要交出他(樓適夷)方才罷休。我想親自去投案,贖出馮賓符。”于是傅雷再三勸說:“你瘋了。這事只好由學校繼續去不斷交涉,才能保出馮賓符。你(適夷),太詩人氣質了。”適夷說:“自己對不住賓符呀。”傅雷也急了,大聲地說:“你會相信日本人說的話,難道他們是吃素的嗎?你去投案,賓符照樣不會回來,你白白送掉一條命。你怎么這么天真?你現在只有到外地暫時避一避再說,萬不可作迂夫子之念想。”一席話,使適夷清醒了不少。后來,經儲能中學多方設法,出了些錢,終于將馮賓符取保釋放了出來。從這件事來看,新聞戰線上的民進人和共產黨人不計個人生死安危的友情之重。

  解放后,樓適夷擔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社長、副總編輯,成為現代作家、翻譯家、出版家。他后來在《痛悼傅雷》一文中詳細回憶了當時事件的整個過程,并贈予馮賓符一首詩《憶仲足》(仲足是馮賓符的字):“最憶儲能馮仲足,照人肝膽明如月,插刀兩腋為同儔,烈火酷刑煉鐵骨。”

  在馮賓符身上,還有兩件往事值得一說。一是1946年的秋天,他陪一位朋友去南京拜見書法名家、國文名師沙孟海。沙孟海是馮賓符父親馮君木的弟子,也是馮賓符的老師。兩人寒暄之后,馮賓符說要借一輛車陪朋友游覽一下南京的名勝古跡,沙孟海就將國民政府上下班配備的吉普車借給他們。其實,馮賓符此次并非游覽南京,而是借有國民政府出入通行證的吉普車進入中共設在南京的辦事處梅園新村,去請示營救被捕人士的有關事宜。

  還有一次,1948年,沙孟海因編纂《武嶺蔣氏總譜》一事出差來到上海。馮賓符要求沙孟海介紹結識俞叔平。因此馮賓符與沙孟海家的兄弟們都感情很深、工作聯系較多。此時的馮賓符已經沙孟海的三弟沙文漢推薦加入中共。而俞叔平,早年留學奧地利,此時擔任上海警察局局長。因馮賓符與陳布雷是外甥關系,經沙孟海引薦后,俞叔平很看重馮賓符。一天,上海地下黨邀請在滬文化界人士在錦江飯店舉行一次會議。聞風前來的特務們前來抓捕,準備動手之際,看到局長俞叔平坐在主席臺上。特務們面面相覷,不得不黯然撤退。原來,結識俞叔平,邀請俞叔平參會,全是馮賓符的妙計。

  馮賓符后來曾擔任民進中央常委、宣傳部長、民進北京市委會主委,1966年病逝。

  作者為民進寧波市委會專職副主委。

作者:徐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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